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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时留存的影像,一群被关押的僧侣。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29198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做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时,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外蒙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二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逃入外蒙,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外蒙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处决“反革命”干部群众时,内务部强制党政军成员去观看,乔巴山表情木然,老实忠厚的总理阿玛尔脸上常挂着眼泪,这一切被“苏联专家”看到眼里。伏罗希洛夫向大清洗中乔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玛尔。 阿玛尔已是外蒙高层剩下的最后一两个有声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后让他当总理装点门面,苏联专家们可以藏在“阿玛尔政府”幌子后面作恶,遇事则随时可以牺牲阿玛尔,或让他当“替罪羊”,或完成大清洗把他除掉。因此搞掉阿玛尔之前,莫斯科授意先发起宣传攻势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玛尔以“反革命集团庇护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苏联“审判”,关押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给他用尽了各种“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选在了人民革命党建党日,宣布阿玛尔死刑。与阿玛尔一同被逮捕,送到苏联处决的还外蒙当时的国家元首,创党元老,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多格桑木。 有趣的是,阿玛尔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里,在狱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鲁布桑札布,但这次,鲁布桑札布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与他成为了狱友。 这里插一个苏联的血色幽默段子:“大清洗期间,三人于牢房中聊入狱原因,甲说:我因为反对州委书记伊万诺维奇;乙说:我因为支持书记伊万诺维奇;丙说:我就是伊万诺维奇。” 斯大林先后利用亚戈达和叶若夫来完成大清洗,然后又把他们除掉,自己把主犯的责任推卸掉。在外蒙,他也为“小斯大林”乔巴山安排了他的亚戈达和叶若夫,为他洗脱责任,大清洗最高潮时期,一度刻意把乔巴山调离外蒙,与最血腥的时期“保持距离”。 阿玛尔在苏联的审判中发表了一番后世才得知的感人讲话: “我是无罪的……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政府总理要由苏联来审判,而不是蒙古的法院。说我阴谋反对乔巴山这不是事实。不过有一点倒是事实,我热爱蒙古人民就像我热爱俄罗斯人民一样,但我讨厌苏联,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实行殖民化政策。我并不因为蒙古跟苏联和日本分享了共同边界主张跟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我更喜欢与德国发展外交关系,曾经选派年青人去那里留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反革命,你们用伪造的供状迫害人们是无辜的……我,一个蒙古的国家领导人的亲身经历表明,苏联如何在蒙古推行殖民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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