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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化大改造 苏联对蒙古人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改造，在蒙古建立苏式政治经济体系，使其沦为苏联殖民地，非一蹴而就，有个渐进的血腥过程，在苏联特务机关和军队监督下，伴随着不断清洗镇压而完成。 蒙古人民党建政头三年，之所以还要“拥戴”博格达汗，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因为人民党本身力量太过弱小，若无苏军帮助根本不可能掌权。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时人民党只有党员164名，虽然外蒙当时人口仅约70万，这仍算是极不起眼的组织，且人民党之成员缺乏有名望之重量级人物。 人民党当时的民族主义属性远远大于布尔什维克属性，党章规定，只要赞同蒙古独立者，皆可成为党员，而哲布尊丹布却有数百年积累的政教权威，广受蒙古人信赖，仍有“统战”价值。 作为佛教游牧社会，蒙古人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既无兴趣也听不懂。初期由共产国际代表帮他们拟就的公告里，“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一头雾水，宣传效果大打折扣，短期内政策只能改弦易辙。很多蒙古官民、僧侣加入或支持人民党，是冲着“独立”旗号和苏联后台而去，并非对苏联意识形态有兴趣。 与此同时境内还活跃着白军残兵，政权仍未巩固，华商和亲华蒙古官民还有相当势力，苏联还要肃清人民党内的“右倾民族主义”，扶值势力弱小的人民党“亲苏派”，需要过渡期。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 人民党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虚有其职，苏联委派的共产国际代表作为“总督”藏于幕后，在苏联军政、特务机关配合下，监督人民党政府推行莫斯科提出的苏化政策。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1923年2月22日，30岁的苏赫巴托离奇死亡（乔巴山后来说他是被丹增毒杀），又借此掀起了更猛烈的“反右斗争”，原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有名望的王公、僧侣、学者在此期间亦被排挤、逮捕。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 “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份，人民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整党改组”大会，党名更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声称要按莫斯科指示，贯彻“绕过资本主义，直奔社会主义”大跃进发展路线，实行内政外交“一边倒”，逐步掀起阶级斗争，加快把苏联之外所有国家资本驱逐去的步伐。 创党元老丹增此时接替死去的苏赫巴托担任人民军总司令，他不赞同共产国际代表制订的路线，并认为这是在武力协迫下的会议，作为会议主席他拒绝参会，丹增明显也不能“适应形势”了。 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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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7 2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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