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找到苏俄这一方——或者被苏俄一方找到的蒙古民间独立力量,却意外地开花结果。受内蒙鄂尔多斯群众性排外运动——“人民圈”和俄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蒙古诞生了两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小组,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党班底:一个,由僧侣出身的学者鲍陀与其学生乔巴山在俄罗斯驻蒙领事馆创建,称为“领事馆小组”;一个,由公务员丹增与军人出身的苏赫巴托创建,称为“东方库伦小组”。他们的目标是把“葛明”和“葛明军队”驱除出外蒙,实现独立(葛明是汉语“革命”音译,辛亥后对中国人的称呼)。 鲍陀和乔巴山的领事馆小组,文化水较高,跟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有很多苏俄朋友,对马列主义了解多一些,鲍陀本人精通满学、蒙学、汉学、藏学,在俄领馆的学校教援蒙语;与共产国际驻蒙代表额勒贝格道尔吉·日奇诺(大清洗中被处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丹奇诺夫等过从甚密。 丹增和苏赫巴托的东方库伦小组多为下层军人、公务员和僧侣,满脑都是“民族主义”,只关心“独立”,推崇传统文化和博格达汗。正因这个渊源,苏联把前一派称为左派,后一派称为右派,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在苏联支持下,原本处于弱势的领事馆小组日益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派成为“反右”重点清洗目标。 苏俄内战后期,列宁曾乐观地认为欧美共产革命大高潮即将到来,所以新政权纵然物资奇缺,饿殍遍野,仍然挤出大量经费人力,甚至不惜抛售文物珠宝,对外输出革命。孰料共产国际一大之后,德匈两国共产党武装夺权惨遭挫折,红军进攻波兰,未掀起预期的革命热潮,反而遭激烈反抗而受重创。 列宁反思后认为,全球革命需要延迟,退而求其次,新生的苏俄生如何存发展下去,就成了第一要务。他原本认为东方国家根本就没有共产革命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予重视,经欧洲的挫败,注意到东方发生“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认为把“幽灵”送到东方,既是实现全球建立苏维埃理想的首要步骤,亦是苏俄外交突围的手段。 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共产国际加紧了对两个小组的整合,告之他们如要争取“自由”与“独立”,必须要创建地下革命政党,并可获得苏俄“帮助”。于是鲍陀与丹增的两个小组在俄共西伯利亚局的运筹下合并创建“蒙古人民党”。所谓创党七元老是指:鲍托、丹增、查格达尔扎布、吉格吉德扎布、多格苏木、苏赫巴托、乔巴山。 1920年6月,苏俄红军控制了大部分远东地区,人民党立即派人进入苏俄联络援助,参与军事培训,丹增等人还找到原在哲布尊丹巴宫中做事,但被除树铮解职的达喇嘛彭楚克道尔吉,通过他弄到了盖着哲布尊丹巴大印的信件,带往苏俄。 其实苏俄根本就不关心有无大活佛信件,进军是早晚的事儿,这只是丹增等人的一厢情愿。不过蒙古老百姓皆崇敬大活佛,初期哲布尊丹巴和独立的名义招纳了很多牧民参军。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633.png 苏赫巴托与列宁会面,一张历史事实真伪存争议的宣传画。 1921年2月和3月,俄境内的托洛伊茨库萨夫斯克(恰克图对岸),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了人民党两次党代会,宣布建立中央委员会,选出领导机构,创建人民军,选苏赫巴托为总司令。随后向从库伦逃到恰克图的中国残军发起攻击,占领该城后宣布建立临时政府,这时候外蒙出现了两个政权,另一个就是控制库伦,挟哲布尊丹巴以行号令的温甘伦政权,红白蒙古之间展开了短暂的内战。 弱小的蒙古人民军自然不是温甘伦对手,疯男爵派兵攻击恰克图时,苏俄境内的几只红军越境过来助战才击退温甘伦,稳住了阵脚。紧接着,应“蒙古人民临时政府”之“邀请”,远东共和国(苏俄为了不刺激日本干涉,在战时远东建立的一个假“缓冲国”)人民革命军亦入境,然后苏俄红军兵分三路,进占库伦,温甘伦政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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