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红色风暴：外蒙古集体化和大清洗(9)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449.png用油画重现暴力集体化时没收牧民财产牲畜的情景。
1930年起即有零星的抗暴运动，还抓出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如在“强迫僧侣还俗战役”刺激下，有几十名活佛与和王公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这些人全被处死。到1931年，光三个月内又逮捕了5191人。
由于饥荒、愤怒的蔓延，1932年，约7千多个家庭，3万多人朝着戈壁和边境四处逃亡，其中500多个家庭在南戈壁省越境时遭边防军射击，死亡人数不详。
共产国际驻外蒙代表引用导师们的语录告诫人民革命党：“我们杀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利于有我们的革命事业”。
1932年春天终于在外蒙西部爆发最大规模的武装抗暴，继而蔓延到中部和东部，甚至有大量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团的党团员参与，他们扔掉党证团证，加入暴动，打出驱除“傀儡政府”，反对“集体化”的旗号，捣毁基层政权和集体牧场。
这一次大暴动差点摧毁人民革命党政权，只得向苏联紧急求援，在苏军的帮助下，还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参与镇压，最终才将暴动平息。
牧民因抗拒集体化宰杀牲畜，外蒙损失约750万头牲畜（占当时存栏数的三分之一多），以前残存的一点自由手工业和商业全被摧毁（中国和其它国家商人、工人被驱除殆尽），外蒙的粮食、物资匮乏到极致，国家经济陷入崩溃境地。3年暴乱结果，致使外蒙欠下苏联2950万卢布外债。
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对苏联形成压力，在极度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离心的困境下，作为苏联防止中国和日本的“缓冲国”，外蒙需要“稳定局势”；斯大林只得命令“暂时罢手”，放弃“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实行“纠左”，命令外蒙推行“新经济政策”疗伤，意即一定程度发展资本主义来缓解经济困境。
集体化牧场暂时被解散，牧民允许拥有自己私人财产，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向牧民提供了160多万蒙图的贷款，降低高额赋税，对寺庙的摧毁和强迫僧侣还俗运动暂时终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情况有所缓解，两年内牲畜数量增加了34万头，但外蒙的经济大衰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
按照苏联惯例，出现重大悲剧，要寻找内外部“替罪羊”，不是帝国主义封锁围堵，就是反革命份子混入党内。时任总理的吉格吉德扎布被免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执行此次极左政策的成员，佐尔宾吉扬、巴德拉赫被扣上“左倾冒进主义”罪名，驱逐到苏联，一般“左”的下场要比“右”要好，顶多就是帮领袖背下黑锅。
寺院拥有外蒙15%左右的财产，其中牲畜有200万头，正因为暴动平息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所以只有30万头被充公。
经此番折腾的最大成就是苏联在外蒙贸易额中的比重倒过来，占了85%，外蒙自此成为苏联矿产、肉类、皮革的供应地。
不过这只是第一阶段“阶级斗争”和集体化暂告段落，更歇斯底里的一轮大屠杀30年代中期才全面开启，最终完成了集体化。
共产国际驻外蒙“总督”车尔诺莫德扬克根据自身对苏联政治的理解，当时就对自己的佐尔宾吉扬指出：“我们的政策在执行中遇到了障碍，但按我的理解，新经济政策不会长久，这只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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