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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每天，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火车，运上S034省道，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前进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杭州格力空调批发。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
不过，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
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混料和吹塑。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当然，订单最多的，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
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不断地踩下踏板、再松开。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捏住两端、拉长，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气结束，原先的“橡胶管”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们变凉、变硬。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
这个来自云南的外地女人在厂房里总是面无表情，也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并把那些半成品丢入旁边的编织袋里。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她偶而会吐几个字作为回答，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长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个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挣1角钱。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两个人一个月还能存下来一两千。夫妻俩带着女儿在这个江南的村子里定居了下来，很快，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去年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向身体不错的丈夫突然因为腰病倒下了，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妻子讲不出丈夫的病症，只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工作，去医院检查、治疗又花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
于是，在丈夫这两天恢复工作之前，家里每个月只有她一个人的收入，却要维系四个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支付几百元的药费，这几乎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个工种的几乎都是她的同乡。邬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危险，常常有工人被紧紧密合的模具夹断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还能赔些医药费；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赔都赔不起。
但这些都没有吓退郭登翠。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份工作。她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里种地来说要好多了”，“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打开话匣子以后，她也会多说几句。在厂房轰鸣的噪音中，郭登翠凑近记者的耳朵大声喊道：“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老公身体不好，我要养这个家。”
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6点，这个母亲、妻子在回家伺候儿女吃过晚饭后，又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些机械的动作。世界杯在十几天以后就会结束，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劳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与此同时，郭登翠的女工友们也回到了另一处厂房里，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厂房位于几十米外的邬奕君的家里。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坐在房间的门口，没有噪音，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负责把这些半成品“瓶口”和“瓶底”割掉，让它们有了喇叭的样子；另一些人则是负责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并为它们做好包装，放入纸箱当中。
江夏娟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完了晚饭。她的家就在邬奕君院子的隔壁，为此，她总开玩笑说，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邻居家聊天一样。她右手握着一把小刀，沿着喇叭的顶部、底部和两侧来回滑动，把尖锐的倒刺都削下去。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着厚厚的毛线手套，而在不同颜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这只手套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邬金燕负责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则是“割屁股”。她几秒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喇叭，一天下来能割2000多个，并为她带来一个月近2000元的收入。这让这个“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
在夏天的江南，邬金燕的手上也带着厚厚的手套，因为害怕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这些女工并没有真的受伤的经验，曾经有人一个不小心，在手套上划破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大家就连忙大惊小怪一番：“真要划到手上，那还得了啊？”说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因为订单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赶工，这些风靡世界的呜呜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赛，的确在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江南的县城里，世界杯并没有展现出它一贯的魅力。即使在最繁华的商业区，也看不到有关世界杯的任何海报，晚上，这里的酒吧也没有增加与世界杯的任何节目。
“足球有什么好看啊，中国队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儿子坐在饭桌前懒洋洋地抹了抹嘴，“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但对于那些女工而言，呜呜祖拉似乎给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邬金燕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看世界杯。因为“这地方乡下一样的，哪里会看这个”。
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她们看不懂比赛，但有人却在赛场上发现了其它新鲜的东西。在南非队比赛中，邬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样。她坐在厂房里向同伴们描述自己的新发现：“我们一直说南非世界杯，没想到南非人那么黑哦，连头皮都是黑的！就像……”
她四处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么黑！”“不会吧？”几个女工讨论了一会，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除了足球，其他关于外面世界的资讯也在涌入这间小小的厂房。有人向一位北京来的记者打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人想去看看世博会，尤其是那个“像刺猬一样”的英国馆。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消息。现在，这些女工中的很多人都能讲出几句点评世界杯的话语，比如“中国在世界杯没有缺席”，或者“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说明我们中国人脑子还可以哦。”邬金燕笑呵呵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外国的！”
她们并不知道，在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呜呜祖拉，“中国制造”几乎涵盖了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座椅、服装，以及那只被命名为“普天同庆”的足球。
甚至，为了对抗她们做的呜呜祖拉的噪音，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浙江省东阳，已经有30万个耳塞被空运去了南非。
在足球场边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广告标牌，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强,杭州格力空调总经销。”有个球迷这样调侃道。
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不过，作为这“第三十三强”的一份子，邬奕君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赢家,临平三菱空调维修。
世界杯开幕前销售的100万个呜呜祖拉，并没有让邬奕君赚到什么钱。每只喇叭的价格只有两元钱多一点，而利润只有一角钱，“基本上只是走走量”。而当这些塑料喇叭漂洋过海到达南非后，就立刻身价倍增，最高可以卖到60南非兰特，相当于人民币的54元。
邬奕君认为，这是国内的工厂相互竞争恶意压价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做”。他声称，自己以后每设计一款产品都要拿去申请专利，不过，目前看来，最迅速的变化是他已经悄悄地涨了价，把每支喇叭的价格定到了3元钱。
意外获得的这个机会，让这个年轻老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他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在私底下联系了广告公司，希望帮助他制作一个网站，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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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同学发短消息祝中秋节快乐,上海办公室装修，片刻收到回信——“哥几个在丽天喝酒没带够钱让人扣下了丫的带上钱快来！” ——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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