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
一 软力量基本问题概述（一）大师的共鸣：软力量的存在
软力量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散见于奈在90年代初出版的相关著作中。而在出版于1990年的《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一书的第二章里奈较为明确地介绍了软力量这一概念。巧得是此时正是国际社会的多事之秋。后来证明这些并非军事铁犁所为的“大颠覆”向世人展示了所谓“软力量的第二层面”巨大威力。这不禁让人们猜测奈这位新自由主义者是否早人一步嗅到了气息，还是两者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在奈看来所谓软的力量颇是一国不可或缺的无形之力。虽然在20世纪早期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在对中华文化圈及伊斯兰文明的探究中已感受到它在兵锋之外的存在，仿佛一种粘和力将看似无力支撑的国家保存下来，但是往往如古代政治思想家们所看到的，将其括在仁爱、道德或文化同化力之中。到40年代，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研究了国家实力这一范畴后认为，国家的权力可以分为有形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似乎更加真切地将软力量从模糊而抽象的权力中剥离出来，成为催生软力量最为现实的胚胎。而带给约瑟夫•奈最为直接影响的是彼德•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的“力量的第二层面”说，甚至在奈早期有关软力量的著作中一度借用这一说法。
90年代后，软力量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命题之一。早期的介评文章有93年王沪宁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力量》及庞中英的《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等等。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更为青睐软力量，研究也最为成熟。因为奈以软力量坚定地批评保罗•肯尼迪的美国衰败论，认为“美国必须对软力量进行‘投资’，发展软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这大概是乃提出软力量的最根本意图，因而中国学者也多针对于此展开批评）。然而，总体而言，正如倪世雄所言，“约瑟夫•奈有时是‘一枝独秀’、‘孤掌难鸣’”。
（二）软力量的定义
基于以上争议，本文认为，概括起来软力量是指通过因共同价值观而产生的吸引力以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另一个排除法解释就是“不以威胁或者利诱迫使他人改变行为而如愿以偿的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软力量是一种吸引力。
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将其视为一种标准以区别于硬力量。认为“硬力量可用引诱或者威胁得以实施”，而软力量是缘于“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发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如果一国的硬力量遭致他国的烦感，那就可视为是缺乏软力量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硬力量同样可能对他人是有吸引力的。 “正如奥萨玛•拉登在其一盘录像带中所言，‘当人们看见强壮的马和嬴弱的马时，自然而然会喜欢壮马。”奈看到这一点，但在谈论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关系时，却没有深入其中的微妙，而只是强硬地将两者撕开。所以，在一些列举例子当中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谈美国软力量时，主要列举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而避免过多涉及经济上“软的一面”，而同时却认为“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小国也拥有软力量”原因时“他们的经济和民主进步颇具吸引力。”
但是，将吸引力视为软力量的特性而区别于硬力量的引诱或威胁仍是较为准确的，毕竟让别人因喜欢而主动和你站在一起不取决于你多么强大，而只能是自身“魅力”的吸引。同时，用吸引力界定软力量虽然人为缩减了传统人们认为的硬力量之外的所有无形力量就是软力量这样一种力量范围——例如，奈就并不认为影响力这种无形力量等同于软力量。但是，跳出了传统对无形力量的模糊印象，将权力从传统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将威慑力排除在软力量之外，是现代社会军事力量角色变化思考的结果。正如奈所言：“当前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象”，“用武力攫取他国的领土要比‘以发展千丝万缕的经贸联系来获取由商业往来所衍生的利益’容易得多。”总之，吸引力是描述软力量的核心。国内学者表示在阐述软力量时也基本沿用此说法。
2、吸引力来源于共同的价值观。
产生吸引力的源泉由许多。例如因特殊的嗜好（毒品）或者丰富的物质产品，仅从是否具有吸引力上判断，并不能准确描述软力量。显而易见，像毒品所具有的“吸引力”只是一种恶意诱惑，接受者往往不能表达对此的喜好。贩毒者或者毒品并不能获得与此吸引力相应的认同。原因在于接受者并非是仰慕贩毒者的价值观而愿跟随其后。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军事力量（硬力量）“有时也有吸引人或者“软”的一面”， 之所以并不能作为其归入软力量的依据也是因为价值观上的差异。再明白不过，任何国家都不会喜欢被他国施加军事意图，也绝不会认为他国的军事价值观是和自己一致的。因此，军事力量自身的特点只能是强制和威慑，而所谓吸引人的一面也并非指军事力量本身。就国家而言，人们是无法直观感觉其力量的强弱的，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硬力量是最能展示一国力量的层面。因此，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会使他国对其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内部机制（因素）倾注热情，包括对其制度、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的追捧，软力量因此产生并倍增。这就好像对粘土的价值认识都是一致的，但可以捏出“打架”的泥人。
从今天的国际关系实践来看，单纯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是失败的。经济信息因素的作用日趋明显，政治因此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吸引力、合法性和可信度的竞争。合作在国际交往变得广泛而深入，这就要求合作者必须形成认知的一致，特别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传统上无论是威服、怀柔还是民族同化都无力应对这种合作的要求。所以从价值观上考量吸引力虽然同样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无形力量的范围，却对当前国际环境的适应力增强，对各国政府应对合作与竞争上的策略制定具有明确而有效的指导意义。
3、由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应当能增强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奈在著作中一再强调软力量资源与软力量之间的差别。并坦言，“以资源来衡量的力量和以行为结果来判断的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软力量所专有。”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甚至经济都可能是软力量的资源，即它们可以在他人价值观上产生或促使其他资源更具吸引力，但是这并不能一定导致他人主动符合我们的意图（尽管软力量的吸引力往往是潜移默化，让我们不自觉地符合了拥有强大软力量的人），或者大为减少我们主动追求所期望结果（可能是用武力）时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这样一个可怜国家：文化、价值观、政策上都颇具吸引力却在国际社会上四处碰壁，我们无法想象它会是一个拥有巨大软力量的“矮个子”。事实上这是可能存在的，日本宠物小精灵游戏大受欢迎，不能保证日本的政策如愿以偿。
这种状况同样是由于“吸引力”——软力量这一大特性决定的。吸引力不像强制力那样——只要施加者有了行动，接受者就会产生符合施加者意图的行为，所以判断有无硬力量只需考察施加者就足够了——忽视接受者的行为。吸引力的产生一方面缘于施加者的魅力（价值观）和采取的方式，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接受者的喜好。在一些人看来颇具吸引力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些人眼中无法忍受。例如，奈有些无奈地说，对很多人来说个人主义和自由很有吸引力，但其他人，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者对此就颇为抵触。因此，如果施加者价值观更为普世一些，接受者则更容易受吸引，也就越能增加其软力量。
总之，无论是不受吸引还是受吸引却没有增加施加者达到目标的能力都不算是拥有软力量，至多不过是拥有软力量资源。无怪奈在谈论怎样软力量才算成功时说，“是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力量就成功了。”
综合以上三方面内容，不难发现软力量范围明显小于通常所说的影响力，又区别于威慑力和强制力。在用软力量解释许多领域时未免差强人意。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又有特别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对其他作用范围做一下界定。
（三）关于软力量作用范围的界定
广义上讲，个人也有软力量（上文已经提到）。个人的道德操守、信任度和声誉等个人魅力都可以吸引人。而且这种吸引力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只是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好，信任度和声誉也好都基于所处环境中普遍遵行的价值观。由于在一国范围内的群体价值观一般是共同的，用价值观上的吸引力来解释个人软力量的大小变化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喜欢同一张CD，并不能作为一个人能吸引另一个，而另一个人只是被吸引的理由。因为不存在一个人具有强势价值观，而如果有则需政府或组织的放大。例如，耶稣是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而受到全人类的信仰，而斯大林受人崇拜同样离不开国家机器的运转。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运用软力量却颇为适应。在此，文化、政策、价值观等软力量资源变得活跃。在运用软力量时才颇见成效。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辅相成才得以体现。当人们发现在当今变化了的社会里只有硬力量的国家行为变得昂贵或者被捆住了手脚便转而重视起软力量，这才是催生软力量的土壤。因此，对软力量的过大范围理解并非总显得有利。同时，对放在国际背景下的软硬力量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把握国家生存的脉搏。这将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讨论它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在国际关系层面上软硬力量之间的相互关联。
（五）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关系
考察软硬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软力量必须做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软力量的定义（包括许多学者的）并不是指出软力量是什么，而是与硬力量的区别是什么。奈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是在程度不同”其实就是从软力量的定义出发在行为上归纳支配力（硬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吸纳力”（软力量的实现方式），在资源上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与价值观、文化、政策和机构体制区分开来，分别指向不同性质的力量。
软力量并不完全依赖于硬力量。软力量可能大于或小于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例如苏联尽管硬力量持续增长，软力量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几乎丧失殆尽。软力量不能直接测量。硬力量资源是有形的，同时它们发挥作用并不紧密依赖于他人的看法，因此对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衡量可以使我们形成基本可靠的判断。之所以人们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力量上的巨大差别便是源于这些测量的结果。很少会有人否认这种测量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可信性。但软力量则不然。通过对硬力量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判断软力量的状况，但却难以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软力量是源于对于他国的吸引力，尽管我们认为可能自身颇具“魅力”，但也无法保证会吸引对方，因为运用软力量的效果极大地依赖于接收方的接受度。同时，采用不同的政策风格会对受方接受与否产生巨大影响。而一国政策变化是常有的事，软力量也就在时间轴上发生波动。加之，同一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地点上的分散不均也使测量软力量变得无所适从。
然而，如上所讲，判断软力量的大体状况是可能的，那就是分析与硬力量的内在联系。“文化地图和经济地图并不简单地相互重叠，这十分符合逻辑”，但却并不表示软力量可以走得太远。软力量必然以硬力量作为其有效载体。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基础做后盾，才能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有所发展。在国际社会层面上，没有硬力量的支撑，软力量也只能是“软弱的力量”，哪怕在国内拥有极高威信的政府，在国际中依然无人买账（如梵蒂冈）。
与之相对应，硬力量也需要软力量。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核武器使硬力量的威慑力受损，“因为它太可怕，破坏力太大而变得‘肌肉内持续紧张而僵硬’——因代价太大而不可能在战争中使用”。在单纯依靠“打仗的能力”将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必须凭借软力量来缓解使用硬力量带来的反冲力（也许过去这种硬力量的损耗有限，而现在全球化下可能是巨大的，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好例子）。
综合以上叙述，可见，软力量和硬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直就存在，不过现在软力量的作用更加上升而已），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权数。 〃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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